1
小时候，觉得母亲语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后，觉得她说话更少，重在木讷了。到现在，我又觉得母亲口才甚好，自立逻辑，并且表达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说风格和思维方式存在着。
原来所谓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与过程。
我母亲要形容什么东西大，她用她的语言说：“大得和世界样。”要形容什么小，她说：“小得和人。”要说人的个子长高了，她说：“头发都扎到天上了。”要说谁的脾气坏，她说：“猪狗见了那人都不敢哼哼呢。”
十五年前，医院诊断我母亲肺上有阴影，我和妻子及嫂子，带着她在北京的三家医院轮流检查和住院，最后有两家医院说那阴影也许不是瘤，而是年轻时有过自愈的结核症。
于是我们拿着那结果诊断书，冲进母亲的病房告诉她，医院先前的检查是误诊。现在一切都好了。皆大欢喜了。母亲就接过她一字不识的诊断书，看了半天很慎重地问了一句话：“真的是误诊？”
“真的是误诊。”
“是误诊医院就该把检查的费用还我们。是他们弄错了，还让我们担惊受怕一个月。照理说，他们错了退钱还应该再给我们一笔精神赔偿费。”
母亲的逻辑合理到宛若天空扣在大地上。为了庆贺母亲不是瘤，我们放弃了向医院索还住院费和精神赔偿费。头天办理了出院手续后，第二天中午一点的飞机我们赶往三亚去旅游。
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我让她坐在窗边上。飞机升到天空后，她望着窗外的絮絮白云说，有一年她种的棉花比这白云还要白。然后飞机遇到气流猛烈颠荡了，我吓得赶快去扶母亲，母亲却很平静地说：“没事儿，坐汽车也经常遇到不好的路。”
谈完白云、棉花和道路，飞机上开始吃盒饭。我对母亲说：“这盒饭不要钱，是飞机上发的免费餐。”母亲就望着那盒饭，想了大半天：“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饭，会不会是人家把机票卖得贵一些，回头又说坐了飞机能吃免费饭——其实到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买饭让人家挣了钱。”
母亲说着看着我，像要从我脸上得到求证样。于是我认真想了一会儿，极其庄重地朝母亲点头道：“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我们就这样坐在飞机上，一路说着话，一路推算着人生和世界的各种陷阱与生存方程式。
然后三亚就到了，飞机降落了。
我们住在三亚海边的一个武警招待所，一入住趁着天还不黑去看海。母亲是第一次见到海。但她说她在几岁时，听说过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大海。还说她知道，海比陆地大许多。因为世界的划分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海就一定比“三山”大多了。
那时落日的余晖光亮着，招待所卧在海边的沙滩上，我和战友领着母亲一出招待所的门，她就惊得站在那儿了，脸上挂满惊愕和兴奋，呆在那里望着眼前的海，说了一句只有她的才华才能说出来的话：“天……水也太多了！”
然后我们扶着母亲穿过了一个花圃园，去坐到海边沙地上。她一把把抓着海岸上的沙，望着长长的海岸线：“这沙要是粮食，人就不愁没有吃的了。”盯着海面和天空中不知疲倦地飞着的海鸥道：“也够傻的了。没事你不歇着总是飞来飞去干啥呢？”
到了晚饭时，战友专门为我们接风包了房间点了一桌菜，母亲望着满桌的炒菜和海鲜，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我们在这里住的吃的真的不要钱？”
我对母亲说：“战友能报销。”
之后母亲就站在包间里的一角上，简简单单说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半生的话：“你战友比你混得好！”
接着，黄昏走去，夜来了。
三亚的夜和北方塬梁上的夜完全不一样。在北方的村落山梁上，夜是一团一团的，静月挂在天空间，每月一次圆得和神笔画，还能看见月亮上的墨晕和不慎浸染上去的洗笔水。但若在南方，在距赤道三千公里的三亚秋夜里，月亮有时会是夏阳色，金黄金红着，悬在天空，像天空有团散发着寒气的火。
从我们住的房间露台望出去，天空是刚从织机上卸下来的绸白色。在那绸白中，若能找到一点污杂，你会觉得你在天空有重大发现了。若没有一丝污杂色，你又会觉得这天空何等寡淡哦，连一丝污染都没有。
好在有大海。大海的夜响把天空的寡淡填补了。在金色冷红的月光下，海面上荡漾着来自天边、去自岸边的波浪与海纹，水涛哗哗的声响砸在窗玻上，像有人在窗外拍着玻璃呼唤你，又怕唤声、拍声把他人吵醒了，于是就压着嗓子急急地唤，隐忍地一下一下拍在窗户上。
我被月光和海声吵醒了。
扭头朝母亲的床上看一眼，见月光中那床不仅是空的，而且毛毯也还原封叠在床头上。再把目光朝向厕所望过去，厕所里的暗黑立在那，像一堵黑墙立在明亮里。母亲去哪儿了？我这样问着我。
忽地有一个大浪扑在岸上卷走了人和房子的画面朝我撞过来。惊一下，从床上折起身，没有穿戴就朝门口跑过去。下楼过大厅，打开迎着海面的楼房门，急脚快步地从那片花圃飞过去。
一到沙滩上，果不其然看到了母亲坐在海面前，目视大水，背对夜陆，一动不动地望着海面上金黄粼粼的月光和卷来退去的潮，人像塑在了沙地或是溶在了月光里。
我的脚步放缓了。朝着母亲过去后，悄悄静静坐在她身边：“你不怕浪子上来把你卷走吗？”
我轻声问着，母亲扭过头看我一会儿，她又甚虑着那句话：“这儿咋有这么多的水。”
然后把目光回到海面上，盯着升至空中的红月亮，盯着无边无际、又茫茫迷迷粉蓝色的海和卷来退去的银白色的水，犹豫着、也慎重地对我说出了她的不解和思考。
“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让这儿的水多得用不完，让我们那儿吃水、浇地都困难。还有这儿的树，叶子肥厚成黑颜色，花开得和假的一样儿。可北方——我去过陕西的西安、临潼那地方，农民没有房子都住窑洞。庄稼草木盼着一点雨，像娃儿盼着亲娘回家样。”
母亲说：“既然神总是对人好，那为啥不当初创世时，让缺水的地方多点水，山高的地方多条路。住在水边天天泡在雨里、水里的人，也让他们少些水灾和大风。何苦到现在，弄得天下哪儿缺的这儿又太多，哪儿多的这儿又太缺。”
说完后，母亲坐在那深邃静亮的大海边，望着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着我的解答，如等着大海水干一样。
可是我，怎么能回答母亲这关于人类起源与世界盈缺、公正的问题呢？母亲她不仅懂得语言学，可能还是一位同苏格拉底一样敢于面对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我只是她的一个愚笨、懦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呀！
2
谁说我母亲目不识丁，他就目不识丁了。
我母亲有文化。相当有文化。即便我们总把文化的含义狭隘固定在了识字多少、读书多少的基准上，母亲认识的字数和识字的能力也还要用惊人一词去形容。
她到底能认多少字？
统计是件愚蠢的事。而另外的说法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却又显得科学而精准，如希腊神话中风神艾尔洛斯吹了一股风，让风去丈量一下他即将下凡要走多远的路。风回了，他就知道天与地间的路道距离了。
应该这样去描述我母亲：生活需要她认识多少字，她就能认下多少字。这个说法是我二姐对我母亲的总结和概括，精确得如天旱需要下场雨，天就果然下了一场雨。
早年队里记工分，几乎没有人教过我母亲，她就学会了阿拉伯数字从“1”到“10”的写法和记法。于是间，我家院里的上屋门墩儿上，总是扔着半截白粉笔，泥墙的半壁都是我母亲记的各种数字和画的圆圈、三角和五角星。
那些数字多是我家一季一年记下来的工分数和分粮数；三角或五角星，代表的都是那年秋季或夏季粮食是丰年或者歉收年。
当然了，如果画四角方框儿，那就是那年无所谓丰收还是歉收了，日子正常得和树木一到三月发芽样。
一九七八年底，我当兵走掉了，到一九七九年初，我母亲就会写“周灵仙”这三个古老而又寄寓着人类民间厚望的字了。问她为什么要学写自己的名，她说我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从部队往家寄钱了。
她去邮局取钱就必须要在汇款单上签自己的名，邮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让她照着那字描着画在汇款单的签字栏目里，她描画了两次就会写下自己的名字了。不仅能认、会写自己的名，而且还能认（不知她会不会写）“嵩县”“田湖”“阎连科”“闫发科”（我哥），和我大姐、二姐的名字“闫素景”“闫素粉”。
母亲说，她每次去洛阳，从长途汽车站回我老家嵩县田湖时，都要问人去嵩县的长途汽车在哪儿。有一次，她问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没有回答她，而是瞅了她一眼，朝天上看看就走了。
后来她知道，去嵩县的汽车就在她的身边上，而她问话那地方的正头顶，汽车顶盖半空里，也正有筛大的“嵩县”两个红字竖在天空间。
于是母亲不再怨怪那中年的不理不言了，下决心要认识“嵩县”“田湖”和她的四个儿女，及其他侄男甥女的名字了，就让和她同住的我的外甥女圆圆每天教她一个字，也就很快认识了我们的名字和我家的地名、村名了。
除此外，母亲还认识“男”“女”“洛阳”“河南”“中国”等。认识“男”和“女”，是为了离开家和村庄时，去厕所不要走进男厕所，于是就努力认识了“男”字和“女”字，知道了的下面“有一条腿是拐着的”，的下面“有两条腿是交叉分着的”。
至于她为什么要认识“洛阳”“河南”“中国”这些更为悠久庞大的字，我想那其中一定有岳母刺字写下的“精忠报国”的意味在其中。于是又有一次问她为什么要认识“河南”“中国”这样的字，母亲却笑笑告诉我，说因为她到洛阳必须认识“嵩县”“田湖”才能回到家。那么有一天，我不仅带她去北京、广州和深圳，而且还带她去香港、台湾、日本和别的地方和国家，那她不就应该早点认识“河南”“中国”这些字？
原来母亲还等着我带她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甚至出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再或更远更远的美国、英国或法国。
可惜我孝道不够，除了二年前把她和大姐、二姐带到香港，用轮椅推着她在香港走游了一周外，再没有带着她朝香港以外更远的地方和国家去。
只是我每次出国时，无论到哪个国家里，都会依她所说拍很多照片带回到那个叫田湖村的小院里，搬个凳子和母亲坐在一块儿，给她看日本国的东京塔，蒙古国的大草原，法国的卢浮宫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还有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和直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森林公园中科科瓦多山顶上相当于十五六层楼高的耶稣像。
这时候，也许是春天，也许是夏天，天空上白云片片，四周静谧，我家院落的杨树上，鸟语吟吟，现实温润，我的母亲就会告诉我：“世界真大啊，我去过香港了，活得值了呢。”
时至此，我的姐姐、哥嫂们回来了。邻居村人也来了。他们总是会让我带回来一些有我签名的书，自己看，也当作比烟酒好的礼品送给他们的同事和领导。这时候，我把带回去的书分给大家时，母亲会接过其中最厚的一本在手里掂掂重量道：
“我老了，不能识字了。你写那么多书我认不下来一句话。早知道你这辈子是干写书这事儿，我就该在年轻时候多认一些字，也好知道你在书里都写了一些啥。”
说着母亲眼角有了泪，哥和姐们就在边上笑着不说话。而邻居和我的叔伯兄弟媳妇们，就大声、大声地嘲笑她：“你不识字都走遍天下了，你要再识字，你不还真的成仙跑到天空、宇宙了。”
3
母亲八十岁时我给她搓过一次澡。
先前这种搓澡、洗脚、剪指甲的事，都是姐姐、嫂子、哥哥们完成的。可在几年前，母亲来北京过年时，年前家里人人要大洗一次肉身之习俗，在我们家里如同律法一样规范着。
于是间，农历腊月三十夜，北京因为禁放鞭炮而显得过度冷清和寂寥，因此我们把家里所有的吊灯、射灯和墙壁灯，一律打开让大屋小间和角落，都一如白天明亮与透彻，以此制造出一些过年的热闹和虚幻。
在这热闹、虚幻里，轮到母亲洗澡了，妻子去卫生间把所有的沐浴灯和热水打开来，待淋浴房里的热暖满了后，母亲让妻子出来了。
出来后妻子对我笑着说了一句很温馨的话：“咱妈脱衣服还不让我看哪。”然后我和儿子及儿媳，都围着电视笑起来。那源自一家天伦的笑，像一盆冬火把北京过年的冷清暖出了一屋子的热。
我们都在客厅吃着瓜子、花生、小糖和巧克力，看看电视也听着卫生间里流水哗哗的洗澡声。过一会儿妻子去推开卫生间的门，问母亲该不该给她搓澡搓背什么的，母亲对她说了“不该、不用”的话。于是又过一会儿，儿媳过去推开一条门缝儿，问要不要帮助奶奶搓个背，得到的回答也是“不该、不用”啥儿的。如此儿媳也笑着，从卫生间门口退将回来了。
这样又过几分钟，儿子也过去隔着卫生间的木门问，用不用他给奶奶搓个澡，而母亲，依然用她热暖水淋的声音回答说，不用谁搓澡，她自己能解决这些烦琐的事。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全家人就是觉得应该给母亲搓搓澡。于是就都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挂钟和电视，觉得母亲最少淋浴洗澡过了半小时，再不搓搓澡，良机会如风样飘过去，便都多少隐隐有些急慌着，最后都把目光搁在我身上。
我便把一岁的孙女从怀里放在沙发上，像妻子儿媳一样穿过客厅走到卫生间，将门推开一条缝儿说：“搓搓吧，搓搓身上干净不痒啊。”
母亲从玻璃房里扭过了头：“那你进来搓搓吧。”
我被批准进去了。
任头顶炙热明亮的四个浴灯下，卫生间里的水珠、蒸汽和水蒙蒙的雾，像雨天后的虹或云，有着蒸腾的彩色和明媚。在这明媚雾罩的水亮里，我看见母亲的衣服旧的堆在洗池上，新的挂在墙钩上，而她坐在玻璃浴房里，像老年的菩萨坐在虹和水间一模样。
那一刻，我没有觉得母亲是女人或女性，只是觉得她是我母亲。而她也没有觉得我是男人和男性，只是觉得是她儿子。
我们就那样彼此看了一眼后，我拉开淋浴房的门，她递给我她手里的搓澡巾，我开始异常自然地给她搓背、搓肩、搓脖子，并让她转过身子面对着我，去搓她的胳膊、手腕和手背。
这时我就清晰地看见母亲八十岁的裸体了，像信徒看见了圣母的淋浴裸体样。她除了单穿着一个全湿贴身的裤衩外，其余所有的身体都裸着，都亮在我的眼前和灯光下，胸、背、吊乳和有些赘肉的肚（好丑哦），还有她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青色脂肪瘤。
原来我的母亲已经成了这样子！矮胖、丑陋和不堪，白发缕缕，下巴双重，垂吊的乳房如同麻袋的岁月和女人生命史的沉沉暮暮都在她的身上样。而我从她肩背、胳膊上，搓下来的泥垢卷，白灰灰如从历史的躯体上搓下的多余无用的记忆一模样。
我就那样一下一下地搓。她就孩子样一下一下任我搓。当前后上下都搓完了，余下的部位她自己可以搓洗了，我才把洗澡巾从我手里还给她：“搓搓清爽吧。”
母亲笑了笑：“真丑呀——人老就没人了。”
“这有什么呢，”我也望着母亲笑着道，“谁老了不都一样嘛。”
然后我和母亲又对望一下出来了。关了门，擦着汗，出来我们全家都扭头望着我，脸上都是红亮羡慕的笑，像我得到了一种奖励而他们都没有。又像他们和我这时候，都吃了比利时最好的甜心巧克力。
北京的年夜和深秋前的冷夜样，而我们家，这年除夕的年夜里，和仲春正到的午后样。我们围坐着，等待着，到卫生间门吱的一下响开来，妻子和儿媳过去扶着她们的婆婆和奶奶，我和儿子站在客厅等着母亲走过来。
就那么几步路、几秒钟的时间里，母亲便如圣母或老年菩萨一样过来了。儿子这时望着奶奶问：“怎么样，洗舒服吧？”
而我不等母亲回话儿，就笑着对我儿子说：“你奶奶白得很，身上和奶汁一样儿。”
母亲也便红着脸，笑着对大家精辟地总结了一句女性的人生和岁月：“丑死了——这么丑地活了一辈子！”
天呀，好深邃的一句话。
期待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珍爱红楼梦”，喜欢就分享一下，或点个赞，点个在看。热爱写作，也要记得给我们供稿哦。
